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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行业的新职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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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我们的生活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越过越多彩。像新语言一样，有的行业正在消失，有的行业正在兴起，而有的老行业虽然还在但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这真是一个让人每天都有惊喜的时代。
芸芸众生生活其中，他们在行业的消失和兴起中会怎么样？本版刊登了有关五位从事老行业者的生活状态的文章，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虽然在老行业，但已经是新职业。而且，他们从事的职业反而成了被社会公认的时尚职业。看老行业怎么为适应时代“改头换面”的过程，看“改头换面”老行业里新职业人的人生片断，可能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因为在极端的“新”“老”交锋中，人的生命状态也会变得有意思，有趣味。
这版《老行业的新职业人》，有已经很少和穷人打交道的典当师；有把以往我们过年过节除“四害”变成职业化的除虫师；有穿梭于各种国际会议、商务谈判，翻译金字塔尖里的同声传译员；有在住房商品化之后专门给客户当房地产估价的评估师；有因为工作使生活多姿多彩的粉领速录员……他们从事的是已赋予新内容的老行业，而老行业的新内容又使他们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中人”。看他们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将不只是一个人生的片断，更有对这个时代变迁的感悟。
刘扬福:职业灭虫“PCO”
刘扬福既是专业除虫师，又是泰铭公司PCO工程中心经理。中等身材，又黑又瘦，虽已是而立之年，看上去却像个20多岁的小伙子。
提起除虫，很多人脑子里想的是：不就是灭个蟑螂、打个苍蝇之类的嘛，有什么难的，只要有药，谁都会干，还用得着请专业人员吗？刘扬福说，除虫这行，专业名称应叫“PCO”，也就是有害生物控制的意思，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刘扬福刚干上除虫不久，碰上一位独住一套居室的IT白领小姐找他们，说刚装修好的房间里有很多蟑螂，请他们去“灭了”。刘扬福作为新手，跟着公司一位有经验的除虫师一起来到客户家。进门一看，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都是新装修、新家具，整个房间一尘不染，怎么也难以想像这里会“到处都是蟑螂”。这套居室足有150多平方米，该从哪开始灭呢？刘扬福心里在纳闷。
这时，他看到除虫师把一个像小箱子一样大小的仪器放在客厅中间，然后摆弄了一下，调整好药量、时间。不一会儿，就见一只又一只的蟑螂从房间的各个角落里爬出来，像着了魔似的，纷纷向仪器周围聚集。先来的先死，后来的还照样前赴后继，一会儿，满地就都是蟑螂的尸体了，刘扬福看得目瞪口呆。
这以后，刘扬福对研究虫害的生活习性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明白，别看小小的蟑螂，身体构造还挺复杂。它有两个肺，两个大脑，仪器通过电加热，把药蒸发成气体，气体进入房间蟑螂藏身的缝隙，蟑螂感到药物的刺激，就屏住气不呼吸了，等它把肺里的气用完了，就要跑出来现原形。一平方米要配多少剂量的药都有严格的计算，用少了效果不好，用多了浪费。
刘扬福说，每到一个新地方灭虫，都要对该处的虫害进行研究，好对“虫”下药，还要对周围的环境、客户的要求进行多方面考虑。有的客户家里有宠物，如鱼、狗、猫等，人闻了灭虫药味没事，宠物就不行了，尤其是有的很名贵的鱼，稍有异味就会死。这种情况操作起来一定要慎重，否则一旦索赔就是上千元。
虽然灭虫的方法很多，但用好了、用对了却不是光靠书本知识就能做到的，在有些情况下还得靠经验。一次，刘扬福到一个客户家里去除蟑螂，按常规的方法处理了以后，没几天顾客又找来了，说家里还有很多蟑螂。刘扬福很纳闷：在别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很奏效，为什么这次会没效呢？原来在他们来之前，客户自己买了敌敌畏灭蟑螂，结果使蟑螂产生了抗药性，再用药就不灵了。
刘扬福说，蟑螂、蚂蚁、蚊蝇等都各有各的生活习性，像蚂蚁是社会性昆虫，灭蚁就必须找到蚁王，不把蚁王消灭就等于白干。他曾看到一位PCO工程师用自己研制的一种引诱剂吸引蚂蚁，只往地上放一点点，就见蚂蚁从四面八方爬过来，最后连蚁王都出来了。“专家就是专家！”他感叹地说，语气中流露着敬佩。干除虫这行两年多来，刘扬福学的东西比他以前四五年学的还多。他学了生物学、虫害防治学，又学宠物知识学、家俱建材学，甚至连“一只苍蝇能飞多远”这样的小问题都涉及到了。
眼下北京建设飞快，一幢幢高层建筑眨眼就竖起来了。以前找专业人士灭虫的都是宾馆酒店，随着时代发展，除虫师也越来越走近普通人家。尤其是SARS疫情后，人们防虫害意识大大增强，找刘扬福他们除虫的家庭越来越多。以前在铁路系统上班时，刘扬福闲暇时间爱上网聊天，也爱打游戏机。周未时，夫妻俩常带着上幼儿园的儿子逛公园，吃肯德基。干上除虫这行后，他再也没有以前那样优闲了，可他说的还挺有哲理：“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事实是，忙归忙，累归累，他内心的感受是：越忙，除虫越有乐趣；越累，生活越有味道。
卢嘉祥：我在联合国当“同传”
“我是放牛娃出身，今天能坐到联合国系统重要国际会议上，为联合国及各国领导人做翻译，甚至代表中国政府发言，这是许多农村孩子做梦也不敢想的。我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那些想改变自已命运的农村孩子们说，只要自己刻苦努力，任何愿望都有可能实现，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采访中，卢嘉祥多次对我重复这样的话。卢嘉祥穿着一身合体的黑色西服，打着黑底红格领带，他正年富力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的工作是翻译工作中的金字塔的塔尖———同声翻译（简称同传），是名副其实的“金领”。
虽然同声翻译人才近年来在我国人才市场上奇缺，但其实同传是个很古老的行业，从人类有了语言交流开始就有了同传。国际上正式使用同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声翻译在我国的兴起，主要是在近几年。不久前央视直播伊拉克战况时，同声翻译成为一大特色，也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一行业。
卢嘉祥说，70年代的国际会议一般只用两三种语言，科技上无非是物理和化学的内容，而现在同一会议上使用五六种语言并不鲜见，其中太阳黑子、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新事物、新名词层出不穷，这使做同传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多年以来，他身上都揣着一本英语字典，不仅背英语成语，而且还背滑稽语、歇后语、俚语等。
卢嘉祥说同传的工作就是把讲话者的内容，甚至包括表情、举动都一丝不苟地传达给听众。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上世纪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大发雷霆，把靴子脱下来敲桌子，当时有的译员也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敲桌子，以达到“声情并茂”的翻译效果。
由于英语和汉语的结构有很大不同，这就对译者对于两种语言的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当发言者的一句话说到一小半的时候，卢嘉祥就开始翻译，有时候他甚至只落后两三个字。他说自己所能停顿的时间只有0.1秒，工作的紧张程度和强度可想而知。一般的会议为一个语种配3个同传译员，每人翻译15分钟，轮换休息。卢嘉祥凭着自己娴熟的语言把握能力和实战经验，可以不休息，一个人就把整个会议的翻译工作全部完成。
虽然干同传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时间，但说起其中的乐趣，卢嘉祥津津乐道。他回忆起一次做同传时，一位法国人在会上讲法国人做事认真时，讲了一个笑话：十八世纪有个法国工程师躺在断头台上即将被斩首时，突然大喊停，行刑官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断头台的架子有个角度设计得不对，他必须指出来，否则死不瞑目。卢嘉祥说，那位发言人讲的英语有很重的法国口音，把故事中的幽默感译出来并不容易。但卢嘉祥翻译时表情达意既生动又准确，与会者反应很热烈。会后有很多人跑过来和他握手，赞扬他翻译得好，使他感到很欣慰也很快乐。
作为一名出色的同传翻译，卢嘉祥为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等人做过翻译。
卢嘉祥1970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尖子班。小时候他是个放牛娃，7岁上小学，只上了一年就因家境不好辍了学。那时他白天放牛，晚上自学，因为农村没有电，他只能在月光下看书。如今，他不是今天在美国参加联合国系统的大会，就是明天去西班牙出席大型国际论坛，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40多个国家，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儿童，年年都要参加一些扶贫活动。他已去了17个贫困县。他发自内心的感言是：“那些孩子生活很苦，但他们仍那么热爱学习，见到他们你都要流泪。”每到一个贫困地区，他总是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当地的孩子们不要被环境所压倒，只要自己努力不懈，就可以学有所成。
卢嘉祥性格爽朗，很喜欢与人沟通，他说自己“天性如此”。虽然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但卢嘉祥把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仍订得很高。他说有人认为同传只是年轻人的工作，但他在国外见过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仍在做同传，他要争取六七十岁时比现在做得还好。他还计划办一所同声翻译学校，目前我国同传译员人才奇缺，全国大约总共只有数百人，真正优秀的只有数十人。卢嘉祥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不断发展和日益频繁，同传这个古老的职业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他正在抓紧时间编写教材，希望以自己从事同声翻译30年的经历，为更多有志于此的朋友提供切实有益的帮助和指导。
王芳：多彩的“粉领”速录员
北京，上午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穿一身深蓝色西装套裙的王芳坐在室内一侧，双手在一个不大的黑色速记机上频频敲打着，几乎与发言人的语速同步，她眼前的笔记本电脑屏上显示着发言人所说的话。当会议结束时，完整的记录也就出来了。
说到速记，人们印象中通常是手写速记或用某种简写符号在纸上做记录，然而这已是昨日黄花了。近年来，一种新型的速记方法取代了以往的手写方法。一台速记机、一台电脑，就可以把普通人说的话完整记录下来，并在电脑上转换成文字。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就是目前被人才市场视为“紧缺”的“粉领”速录员。
王芳做速记已将近10年了，至今每天都有各种会议的主办者请她去做速记，几乎星期六日也不能休息。问她做速录员有什么感受，王芳话语中透露的是对这行的热爱和骄傲。
1993年王芳高中毕业，听朋友说北京中关村有个速记班，教人使用一种像打字机一样的速录机，这种速录机以后还可以与电脑连在一起使用，她觉得很新鲜。更吸引她的是因为速记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速录机的使用，所以是免费教课的。王芳那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到技多不压身，就报了名。
速录机上面有24个键，分成三排，看上去比一般的打字机简单多了。没想到这看似简单的黑匣子，学起来可不容易。速录机上的24个键代表12个字母，左右两边是完全对称的。表面看，速录员操作时手的动作似乎没有一般打字快，但一般打字是手指动一下只按一个键，而用速录机一手按下去，有时需触动三四个键，若两手同时，则有可能触动七八个键。这样“双管齐下”的操作方法，速度自然比一般的打字快很多，但也对操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王芳的话说：“这可不像人们想像中的‘左手画方，右手画圆’那么简单。一般人打字速度每分钟100字就不错了，可速录员至少要达到200字以上。虽然入门并不难，但要突破这个关坎非有坚韧的毅力不可。”当年和她一起学速记的有十多个学员，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个，就是因为突不破这个关。
除了速度快外，速录员还要有一定的文学基础和对语言的领悟能力。讲话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人口音较重，汉语的同音字又很多，速录员要辨别各种口音的特点。同时，速录员还要广泛涉取各方面的知识，天文地理都要懂一些。想起刚开始给别人做速记时的情景，王芳说：“有时跟不上发言人的讲话速度，甚至根本听不懂，那时好痛苦！”一次她为生物界人士开会做记录，与会者全是“海归派”，每个人都是专业人士，讲话中有许多医学名词和各种药名，有的干脆就是用外文说的。“当时手忙脚乱地也不知都记了什么，事后都不好意思收费”。至今说起来，王芳仍感到难为情。虽已过去多年了，但此事对王芳的教训是深刻的。从那以后，一有时间她就广泛阅读，尽可能多地猎取各方面知识。
随着会展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会议、法院庭审、商务谈判及广播电视的访谈节目、网络上嘉宾作客聊天室等都需要用到速记。借着职业便利，王芳经常和经济学家、影视明星、文坛巨匠等知名人物零距离接触，这使她感到受益匪浅。与王芳同一公司里有个女孩，以前对足球一窍不通，自从为世界杯的有关活动做了几次速记后，就成了足球行家。
王芳说，以前总以为影视明星很神秘，接触多了发觉其实明星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更深的感受是，做速记久了，不仅能得到多方面的知识，甚至自己的性格都改变了。她说以前自己比较内向，因为见到的名人多了，又经常能听到他们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感到很受启发，看问题有了不同的角度，也更达观了。“做速录员把我的人生态度、人生观都改变了很多，性格也比以前开朗了。”王芳笑着说。
据了解，目前北京平均每天有200场会议要用速记，但服务公司的速记人才连1/10都满足不了。王芳说当初学速记时只是误打误撞，并没想把它作为终身职业，没想到越干越喜欢。现在，王芳不仅是技术娴熟的速录员，而且还是北京市速记协会的副秘书长，她已深深爱上了这一行。
辛俊登：专给房产估价钱
辛俊登是中国注册房地产评估师，在房管部门工作了29年，做房产评估也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了。据他介绍，1966年前的房产评估只是房管部门的一项工作，还没有形成专门职业。刚解放时，除了国民党留下的一部分房产外，大部分房屋是私人财产。1958年社会主义改造，规定私人房产不能超过225平方米，其余要交给国家出租，房主拿利息，这样房管机构手里的房屋逐渐增多。辛俊登拿出他精心保存的一本1957年制定的《北京市房屋估价办法》，边翻边说：“当时评价房产价值主要看房屋的建筑和面积，是洋式坡顶还是中式坡顶，是缸砖墙还是正砖墙等硬性指标，那时一间房可能只有几十元人民币。”他回忆说，1967年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拆了很多民房，房产评估由此逐渐走进普通人的视野。
辛俊登认为，房产评估是新行业，是因为我国房地产业是以“十四”大为起点开始走向市场的，5年来房产评估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过去复杂多了。首先评估房屋不仅要技术和经验，还要有艺术眼光。评估师不仅要懂建筑、懂艺术，还要了解民俗、禁忌，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前评估房产主要看一些硬性指标，国家规定是多少就是多少，评估员只起一个记录的作用。现在光靠硬指标是绝对不行了，辛俊登打比方说，一个杯子实际成本是3元，如果客户需要即使卖5元、6元他也觉得值；反之，如果他不需要，2元钱他也不会买。
辛俊登说，现在干房产评估这行，不能像以前那样单纯考虑房屋的成本价格，而要从供求双方的需要去综合考虑，评估师的难度就在于要用市场比较法去考察评估的对象。他曾遇到一个案例：A房比B房大好几平方米，且坐落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小区，学校、购物中心、医院等都在半公里之内。但王老太太就是宁愿住B房也不愿搬到A房。为什么？因为王老太太只能靠双拐走路，即使只有半公里的路途对她来说也很艰难，而距B房咫尺之遥就有一个小便利店，且王老太与周围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对她而言，B房的价值可不是仅体现在面积和结构上。有时，公认地段好的房屋对某些人来说则有反作用。如天安门的交通可能比西单畅通，但附近房子对某些开店铺的人来说就不如西单，因为遇上游行集会等，生意就做不成了。辛俊登说，所谓“三步一市”正是这个道理，房产评估哪怕只有一步之遥，就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
辛俊登说他做得最多的评估业务是拆迁工作，评估时大多数房主都希望多估多算，哪怕多半平方米也好。而作为一个评估师，既不能让老百姓得不到应得的补偿，也不能因为是国家的钱就随便花，让国家受损失。辛俊登说他最感问心无愧的是没人给他送过锦旗，没收到过表扬信；最尴尬的是一次做评估时差点挨了房主的打。他坦言，几乎每次做完评估后，房主都不太满意，总想让他再多估一些。如有的地板是60元/米，有的是200元/米，评估员要按市场价格进行综合评估，可能最后给的价格是105元/米，估算少了的房主自然把怨气发到评估人身上，这点他可以理解。他说评估师就要按国家的政策办事，而政策是为大多数人制定的，虽然有些人利益受到损害，但这毕竟是少数。
由于房产评估这行专业性较强，一般人较难进入，取得房地产评估师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全国房地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我国是从1995年开始实施评估师资格考试的，辛俊登一直到1998年才取得评估师资格，但他说自己选择职业就像他钓鱼一样，半小时没鱼就挪地方。在评估事业正当红火的同时，他也正在向另一个新的领域进军。
胡波：常和富人打交道的典当师
“你这块表是瑞士欧米加牌子中的海马系列，年头至少有七八年了。如当的话，当金约1000元左右。”只看了一眼张女士腕上的手表，胡波就满有把握地说出了估价。作为年轻的典当师，业务娴熟的胡波让人惊讶的可远不止于此，大到汽车小到相机、手表，只看一眼，马上就能给你说出物件的身价出处。
提起典当师，上了年纪的人脑子里浮现的是昔日那些穿长袍马褂、高居在柜台后面拨弄着算盘珠子的“师爷”形象。看过电影《林家铺子》的人，可能还会联想起影片中高挑着“当”字幌子的店铺和那个虽被人称为“老板”，却落个悲惨结局的小人物。解放后取缔了典当业，改革开放后，典当业以新的形象、新的内涵重现街头。由于典当行开得并不多，稍具规模的在整个北京也寥寥几家，对许多人来说，这仍是个陌生的行业。
“现在人们典当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过去人们实在过不下去才去当铺的，也就是当个一顿饭钱。现在人们来当物，主要是为了周转资金。市场经济决定老百姓需要它，可以说典当业是对银行的拾遗补缺。”白净消瘦、斯斯文文的胡波侃侃而谈，言谈举止中透着职业素养。
据胡波介绍，目前等钱“救急”的人越来越多：个体经营者为了某个工程或店铺开业，资金周转不开就会来当；因为家里有人生病住院急需钱用也会有人来当；快开学了，家长一时拿不出给孩子上重点高中、大学的学费，也会来当。如果去银行贷款，为几千块钱却要开许多证明，往往有时还贷不来，像汽车这样的“流动物品”还不能作抵押。典当行却很方便，只要证件拿全了，当时就能拿到钱。
一次，一个客户急冲冲地走进胡波的公司，要当一辆汽车，且开口要价7万元。胡波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车，考虑到当时市场的价格和走向，告诉他只能当6.5万元。客户一听就急了：“我是搞房地产工程的，这车我一定会赎回，现在急需7万元，这笔钱不到位，前期工程20多万都白投了，您就当给我吧！”最后，客户如愿以偿，千恩万谢地拿着7万元走了。
胡波说有的顾客总是从新品的角度考虑，不理解以前花那么多钱买的东西，怎么才当这么点儿钱？还有的人对典当业心存芥蒂，言谈中对他流露出不信任。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对顾客耐心解释，给他们分析市场情况，他说：“与客户的理解和沟通是很重要的。”
胡波工作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顾客，他说，作为一个典当师，既要避免绝当也要尽量对客户多一份理解。他说，典当师其实都希望能给顾客一个满意的价格，帮他们恰到好处地解燃眉之急。
胡波今年31岁，最开始在金融保险系统做会计，但业余时间特别喜欢摆弄相机、手表及家用电器，而且还颇为精通，当时只是爱好而已，并没有想到这会为他敲开典当师的大门。1997年，金保系统典当行正缺合格人才，小胡对手表、相机、家用电器等人们经常典当物品的渊博知识，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了专职典当师。
北京目前约有30来家典当行，大规模的只有五六家，真正技术过硬的典当师也不过十几个人。据小胡讲，典当师虽然不像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那样，对本专业特别精通，但却要“全能”。这个“能”，既是对各种当品知识的广泛涉及，也包含着对相关物品的市场了解。
“典当师其实就是评估员，一件物品放在那，你要马上在心里对它的价值有个大概的估价，这就要求典当师不但要了解当物的本身价值、目前的市场价格，还要了解今后几个月内的价值走向。”据小胡讲，有些当物，如手机、数码相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特别快，现在是一个价，没准一两个月后，甚至一两个星期后，它的价就降了不少。如果按当时的价格支付当金，几个月后顾客不来赎当的话，那风险就大了。
胡波说他经手的都是杂项，除了黄金手饰外，他什么都管，这也使他成了典当行里的“杂家”。有些旧货虽不如新的值钱，但能估出它到底值多少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所以典当师还必须常跑旧货市场，做评估时才能心中有数。为了准确把握市场走向，胡波没事就去大商场里转，平时注意从网上、报刊上、电视上及朋友聊天中捕捉商品信息，就连国外一些商品的行情也不放过。小胡说现在的假冒产品也多，黄金钻石等珠宝可以用专门的仪器检验，而手表、相机等就得靠典当师的“火眼金睛”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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